时间: 2025-01-02 12:30:17 | 作者: 磨粉设备
在江西省东乡县郊两公里的地方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红星垦殖场。1969年10月1日，在“文革”中受到冲击、尚未安排工作的老将军王震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活动。在城楼上，他向毛主席、周总理提出了自己要去江西插队落户、参加劳动的要求。毛主席同意了，并说：“你下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搞点调查研究，搞点科学试验也好。”周总理也关切地说：“要注意身体，量力而行，作点调查，听候调遣。”
10月中旬，王震便举家迁至江西省抚州市。下旬，王震就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一头扎进红星垦殖场蹲点劳动。驰骋疆场、屯兵农垦、战绩辉煌的老将军，就这样开始了人生难忘的三个春秋。正如他常常说的：“这是我老来的三年，60多岁的人有几个三年？比我在南泥湾的时间还长。我觉得很光荣啊……”
其实，王震选择红星垦殖场蹲点调查是十分自然的事情。他对“红星”的眷恋，还要追忆到50年代，他曾两度踏上这片刚刚开垦的处女地。
江西红星垦殖场是1957年由下放干部、转业军人及江苏扬州知识青年组建起来的。1958年冬，“红星”建场一周年时，时任国家农垦部长的王震专程从北京赶来参加庆典。当他看到3000多亩荒山上种植的油茶果树已是一片翠绿，拓垦出来的上万亩农田撒下了十几万担基肥时，这位以拓荒著称的农垦部长特别高兴。他高度赞扬拓荒者：“在这片红壤山冈上写下了一篇很好的文章，写出了一曲美妙的诗歌！”
正午时分，他顾不上吃饭，抽身来到了拓荒者居住的茅棚，对大家说：“我们的祖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，同志们用双手开荒种地，养活自己，支援国家，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，了不起的成绩，人民感谢你们！眼下安家落户，农场还很艰苦，住茅棚，吃咸菜，斗风雨，战荒山。但这是暂时的。我希望我们大家咬紧牙关，战胜困难，努力创建一个现代崭新的农场……”接着，他又鼓励场领导、老红军况步才、唐继章等四人要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，光大南泥湾精神，把“红色沙漠”改造成粮库棉仓。在江西大学红星分校，王震给师生作报告，连称农垦事业大有可为。回到北京后，他又给“红星”拨款10万元，并要有关部门从巴基斯坦进口500只来航鸡交“红星”饲养，帮助“红星”建起了第一个养鸡场。
1959年5月，王震第二次来到“红星”。在时任江西省副省长的陪同下，他重点视察了该场农垦畜牧业的发展状况并表示满意，回京后又号召全国农垦系统学习宝贵经验。正是在王震的热情扶持下，“红星”很快成为全国农垦战线上的一面旗帜。
此次王震来到“红星”，“红星人”格外兴奋，他走到哪里，哪里就有笑语和掌声。王震说：“我是来劳动的，是来向大家学习的。今后不要叫我部长，就叫我老王，叫我王胡子也可以！”
王震住下后，很快发现某些“造反派”热衷于大批判、搞运动、瞎指挥，盛行，严重影响了红星场的正常生产秩序。针对这种偏向，王震挥起了几“板斧”。
1970年，大砍垦殖场的歪风还没有止息，江西国营垦殖场总数从1967年的228个一下减少了一半多。王震不仅召开座谈会义正词严批驳大砍垦殖场、农场：“谁砍‘红星’，我就找谁算账！”而且深情地说：“江西的许多垦殖场、农场，都是1957年下放的干部、、知识青年在艰难困苦中创办起来的，周总理曾称赞这是一种创造，评价很高，这有什么错呢？”于是，某些有来头的非难者再也不敢拿“红星”下刀，抚州地区的垦殖场也都存下来了。
那时，盛行搞运动，场里借此组织大批人上井冈山“参观”。王震耐心劝阻说：“现在正是双抢时节，割禾的人手都不够，上山去干什么？再说，井冈山的历史被人篡改了，朱德的扁担都被偷走了，还去参什么观？”
又一天，场部通知王震开会，说是研究上级布置的分析阶级斗争新动向。王震一听又是老调重弹，很不高兴地说：“这样的会开得有什么用？再不搞生产，没有饭吃，‘收租院’将会收到这里来。”他踱着步沉思片刻：“今天换个内容，通知中层干部和科技小组的同志都到场部来汇报生产，谈谈困难。”会上，王震动情地说：“只喊斗争，光喊革命，这是空的。不生产粮食，不种田，我们吃什么？难道还要别人来养活我们？”他扳着指头比画起来：“全国老百姓每年一人才几尺布，每月5两油、1斤肉、30斤大米，这算好日子吗？哪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？”一番话震撼人心，会场上寂静无声。接着，王震指着几个“造反派”头头说：“从今天起，白天抓生产，晚上搞革命。哪个游手好闲，我就对他不客气。”从此，红星似乎成了“世外桃源”：运动潮被遏制，人心安定下来，农民种地，工人做工，老师教书，学生上课，办公室的人也都下去包队劳动；农忙季节民兵不搞训练，农闲季节民兵也是一边训练、一边垦荒……大片红壤山冈上开出了层层梯田，到处碧波绿浪。
那年月，在“一大二公”、“大锅饭”的经济体制中，“红星”也是连年农业减产，职工减收，经济亏损严重。王震看在眼里，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持续下去。他对场里干部说：“大锅饭的管理模式是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，要改变。可以先试点，把一些旱地和水塘、猪场都承包给个人，让他们自主地搞生产。”大家顾虑眼下正批“三自一包”，谁还敢搞那一套呢？王震鼓励道：“大家不用害怕，出了问题我承担。”由于王震在职工大会上公开提出“承包”办家庭养猪场，石界山分场游春香等职工积极做出响应号召，“红星”的养猪业很快发展起来了。
承包搞完了，王震又想到了“分田”。他首先对“文革”前的临川县县长、时任县革委副主任王金凯说：“你能不能找一个生产队，把田分给农民，秘密地搞，让农民想种什么就种什么。”“分田！”王金凯大吃一惊，“这关系到政治问题，上面肯定是不允许的，弄不好追查起来，可要变成黑典型”。王震说：“秘密地搞嘛，你不用怕，出了事，我承担。”王金凯想到，正是王震将军大义凛然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才被别有用心的人打击迫害的，于是说：“现在情况很复杂，再说你的处境也很艰难啊。”分田的话题没有结果，王震的这一大胆设想也就“流产”了。至今，王金凯回忆起来还追悔不已。
王震一到红星垦殖场，第一个就问起原场长、老红军唐继章。当别人告诉他：“老唐是‘走资派’，还没有解放。”王震双眉紧锁，怒道：“他是什么走资派？我了解他！”几天后，他把唐继章叫到办公室问：“你的事，我一来就过问了。你先谈谈，究竟是什么样的问题？”唐继章答：“我在一次报告中引用过‘黑猫，白猫，抓住老鼠就是好猫’，造反派便说这是‘唯生产力论’，要批判。我当场长，经济上看得重，造反派要‘外出闹革命’，叫我批条子给钱，我没答应，他们就说我是‘以经济卡革命’。”王震一拍大腿：“谁家养猫不是为了抓老鼠？不发展生产，革命能胜利吗？再说，现在是的天下嘛，造反派要革谁的命？你不批钱，没有错……”由于王震亲自督促，六天后唐继章便被宣布“解放”，主管场里的生产。同时，一大批中基层干部、农技干部也先后解放出来了。
场部有个解放初就参加了革命的农技员李汝庆（1960年毕业于江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），因海外关系被当作“牛鬼蛇神”已管制、批斗了三年（其实他只是有个兄长在香港）。王震问明情况后，同场党委商量，决定起用李，并任命他为总场工程师、奶牛场场长。王震还以此经常教育场领导：“对知识分子要给予信任，要发挥他们的一技之长。要用人，要尊重人，以理服人。不靠真理，只靠权力给人家戴上‘紧箍咒’，人家不会拥护我们。”1971年秋王震回京后，仍同李汝庆从始至终保持书信联系，经常请老李到家中做客，带老李去外地参观，尽管政事纷繁他也没有忘记这位“布衣之交”。
1970年，江西大搞“两个突破”。工业上，“拖拉机”是突破的重点。一时间，从省城到县、公社，凡是有机械加工的厂子，几乎都派上了生产拖拉机的任务，红星垦殖场也背上了生产500台拖拉机的包袱。
那时候，不能讲价钱，一定要“突破”，要出“奇迹”，生产出拖拉机来，否则就是政治态度问题。但实际上“红星”连一台铣床也没有，一吨钢材也拿不出，又没有生产图纸。怎么办呢？场领导只好硬着头皮，决定像1958年时一样，砸锅炼铁闹“革命”。王震知道了这件事，生气地把场领导找来说：“现在，推广糖化饲料养猪，急需生产饲料切割机和粉碎机，才能扩大养猪规模。你们说没有钢材，怎么造拖拉机就有了？500台拖拉机的钢板上哪去弄？”“不管这么多，急需要的是切割机和粉碎机，而不是拖拉机。上面追究下来，我替你们挨批。”
场领导虽然听了王震的话，背地里还是拆了一台旧拖拉机的引擎，东拼西凑，造出了一台拖拉机。人们嚷着要上县城去报喜，可这台拖拉机刚出场门就熄了火，弄了半天再也发动不起来。王震知道了说：“这是拖拉机吗？这是‘鬼拉机’，把一台好端端的拖拉机拆掉，现在变成了一堆废铁。这是搞生产？分明是搞破坏！”“我们‘红星’目前根本不具备造拖拉机的条件。生产小型农机具是有条件的，你们能造的东西不造，不能造的东西偏要瞎胡闹。给国家造成损失，你们不心痛吗？”从此，场里再也没人提造拖拉机的事，技术攻关组掉头一心扑到了粉碎机和切割机的试制上。不久，红星农机厂就生产出了第一台青饲料切割机和干饲料粉碎机。后来，“红星”生产的切割机和粉碎机还销往全国20多个省市，到90年代初红星农机厂还被定为国家二级企业。
王震在“红星”，始终关心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。他通过一定的调查，根据“红星”的实际制订了一个以创高产为目标，以改造红壤为中心，围绕良种引进培育、作物栽培保护，进行轮耕套种、深耕改土和农牧工副综合开发，发展生态农业、高效农业、创汇农业的计划，现在看来都很具前瞻性。
他常常讲：“一亩地可以养活四口人。”为此，他选择了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寺前分场蹲点，带着科研小组推广了“提高栽培技术，改革耕作制度，大搞积肥改土”等一系列科学种田措施，获得了粮食、经济作物双丰收。其他如水旱轮作、多式套种、旱地套种、双犁翻耕、客土移入、混合改土等做法，也对促进生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
王震开导大家：“工人阶级是伟大的，但光有工人，没有设计师、工程师和工程技术人员，铁路修不起来，长江大桥也建不起来。所以，我们要尊重知识，尊重知识分子。”不久，一批农业专家和技术能手从各地被招揽到红星垦殖场，王震亲任专家、技术人员、生产能手“三结合科研小组”组长。在他兼作宿舍的办公室里，书架上摆满了各式农牧副业的书籍，那个中药柜般的橱子里放满了各式各样的良种。刚试种“农垦58”时，职工们听说一季单产能跨“纲要”怎么也不信。一位老农与王震打赌说：“如果单产上了800斤，我从场部爬回家去。”王震笑笑：“不相信，收割时你来看磅秤吧。”几个月后，“农垦58”开镰，亩产一过磅，竟然900斤还打不住。在场的农技员对那个打赌的老农说：“你老倌子该爬回家了。”老汉笑着直点头：“真邪乎，这么高的产量没见过！”
王震带科研小组引种无籽西瓜，一些农工又疑惑说：“简直是天方夜谭，西瓜没有籽，那西瓜从哪里来呢？”王震却说：“要让人相信科学，还得让事实说话！”结果成功引种的无籽西瓜比老祖宗种的“抚州西瓜”甜多了，而且皮薄瓤厚，个儿不大，很适合小家庭食用。经过几件事，职工们不得不相信科学了，一下科学种田的气氛也浓厚起来了。
王震还十分重视养殖业的发展。他常说：“没有畜牧业的经济是一种不完全的经济。”在他的指导下，红星场采取了许多新的生产措施：见母猪就留，先留后选；引进中外良种，讲求营养平衡，努力提高出栏率；猪牛栏上山，栏田相连，肥水入地，广辟饲料来源，推广糖化饲料养猪等等。发展养猪，取得肥料，作用土壤，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，然后又以雄厚的粮食实力来推动养猪业的发展，这就是“以种养牧—以牧取肥—以肥还土—以土促种”的生态农业构想。按照王震的要求，“红星”终于走出了一条以良种为主体，以出口创汇、积肥改土为目的的发展养猪业的道路。
王震的“以农为主，农牧结合，多种经营”办场思想的内涵是十分深刻丰富的。他对农业生产总结了八句话“八字宪法，活学活用；水旱轮作，禾菽棉油；农牧结合，精耕细作；四季种植，月月有收”。能够说是非常精辟实用的。石界山猪场职工游春香上山养猪，就是按照王震讲的办法“挖沟防狼，栽刺当墙”，把猪舍建在山冈上；又在荒山上种了不少红薯，在塘里养了水浮莲；用青饲料、糖化饲料养猪真的长膘。在王震的精心指导下，1970年，红星场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1200斤，比1969年增加了570多斤；母猪存栏2000多头，比1969年增长了十倍；存栏仔猪达到上万头，出栏肥猪3000多头，农牧副工、多种经营全面发展。这在当时的农垦系统能够说是实现了一片绿洲，吸引了省内外许多单位前来学习取经。
革命战争年代，王震是功勋卓著的战将。共和国成立后，他又先后担任铁道兵司令员、农垦兵团司令员、农垦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、国防委员会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。然而当年在“红星”，我们正真看到的却是一位剃着光头，夏穿对襟白衬衫，冬着中式旧棉袄，脚蹬青布鞋的普通老人。人们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他在田埂上与农民谈生产、唠家常，坐在老乡门槛上聊天。有食堂的地方，他和大家一样吃大锅饭、普通菜；没食堂的地方，他就在农民家里吃饭，稀饭、红薯一样吃得香。他坐的车子上备着劳动工具，随时随地可以下田劳动。乘车在马路、机耕道上一见到粪肥，他就亲自下车把猪牛粪捧撒到田里去。司机风趣地说：“哪有坐小车的人拾粪的？”王震笑笑说：“庄稼是朵花，全靠肥当家啊！”
王震在“红星”蹲点，住的是普通平房。在兼作居室、办公室的20平方米空间里，东墙挂着各式图表，西墙吊着各种高产作物标本，除一床、一桌和几件简单行李外，另外的地方都堆满了书。他的住处来往人多，他用大壶茶招待，随身带的“大前门”香烟见人就有份。当年场部大人小孩没有不认识“王胡子”的，他把毛衣、闹钟都送给了困难职工……
在“红星”，王震还保护关照了一批烈士后代、老干部子女。这些知识青年大都被反革命集团害得无家可归，这中间还包括王若飞的儿子王兴、张鼎丞的女儿张延忠、李井泉的儿子张华川、孔原的儿子孔栋、诗人闻捷的女儿赵云平等。这一些孩子来自不同的地方，到了场里有的做工，有的学技术，在王震的亲切关怀下先后成才。但他对自己的亲属要求特别严格，让他们一律去养猪、种菜，接受艰苦的劳动锻炼。他有个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到他家乡湖南的君山农场去，儿子染上血吸虫病也不帮助其掉换工作。田彩莲是王震侄儿王庆祥的未婚妻，从家乡浏阳来“红星”学习，王震却分配她去养猪，并嘱咐：“要好好劳动，学习技术。”田彩莲结婚后，侄儿从上海退伍，提出解决夫妻分居问题。王震答应了，却安排他来到“红星”，并对领导们说：“别认为他是我的亲戚，就照顾。”至今，夫妇俩依然留在“红星”，住在小平房宿舍里，一副农民的模样。
1971年9月王震回京工作后，仍然念念不忘“红星人”的生产、生活。他在京先后13次接见红星场的领导和科学技术人员，反复叮咛要抓好生产，把农业、畜牧业、工业搞上去，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的意见，他还亲自给场里干部职员写信30余封，鼓励“红星人”：“艰苦奋斗，勇于开拓。”
“我到你们那里蹲点三年，做点调查研究，搞些科学试验，同广大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。”
“我在病中也常常想到你们场的事。……这也难怪，因为我是红星的一名职工，红星就是我的家。”
“红星要以养猪为重点，同时发展养鸡、养鸭、养牛等畜牧业生产，作为外贸部和农业部的一个点。”
“种田养猪一定要讲科学，要搞经济核算。搞生产、搞试验，都要有点革命精神，要搞好责任制。”
在王震的关心支持下，红星垦殖场逐渐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家各类养殖场，数百家以乳制品加工为龙头的食品制造业，产品广销省内外和亚非欧美国家的大规模的公司集团公司。
王震于1973年、1978年、1981年、1985年先后四次回到“红星”视察工作，每次他都有到家的感觉。1992年9月28日，他在祝贺红星企业集团成立的信中写道：“我永远难以忘怀我们相处的日日夜夜，时刻惦记着我的第二故乡——红星。”这也是老将军给“红星人”的最后一封信。翌年春，王震在北京悄然逝世，永远告别了“红星”，告别了那块红色的热土！